按照昨天的计划，今天在把另一篇从不同角度来审视上海及其生活的文章与大家分享！
全国哀悼日三天，火炬离上海最近的日子里，Monica开始回望她的上海。她来自黑龙江，在上海工作、生活了8年。“生活在上海这个城市，会让你忘了还有人过着那样的日子。”她说。
她说的不仅是四川地震的灾区，还包括从报纸上看到的其他人的生活，从黑砖窑到凉山童工。“我 们公司食堂里，每天丢掉的饭菜有两手推车，给他们的话，都可以算是美味了。”她说的时候很平静，这次四川地震，她很揪心，也捐出了一笔不小的数目，但她没 有哭。8年以前，她刚刚到上海的时候，在公交车上读到《南方周末》的烟台海难报道，她泪流满面，哭得不能自已。
在当代中国的叙述中，“上海”经常与“白领”联系在一起。上海移动会给每个新到上海漫游的手 机发去短信：“欢迎您来到时尚之都上海”。这里有着全国密度最高的写字楼，里面工作着全国密度最高的白领们，写字楼底下是全国密度最高的连锁便利店。他们 中大多数人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10个小时。中午，他们会三三两两地从密度最高的写字楼进入密度最高的便利店，买些盒饭酸奶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，然后回去 继续工作。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调查表明，上海的“白领”们，70%存在“过劳死”的威胁。
彼得·德鲁克说，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大特点是，由于价值创造的重心从蓝领工人转向管理者和知识工作者，蓝领工人们的工作时间越来越短，而“白领”则被迫不断延长工作时间。在我们这个为积累财富而疯狂的国度，蓝领们依然在生产线上气喘虚虚，白领们在电脑前也熬得面色苍白。
Monica是这万千白领中的一员，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赶公司的避高峰班车从浦东到郊区的 公司上班。理论上下午四点下班，但她很少7点以前离开办公室，周末也经常加班。“八小时以外，有一半的时间属于八小时以内”。这样的日子，她已经过了4 年。她在公司负责现金流控制，现在已经是这方面的老手了，“多少年的陈年老账，一直对不上的，只要努力一下，就对得一分钱都不差。”她没有自豪，而是一脸 的疲惫。
但她还是热爱这座城市。在这里她找到了公平，只要你努力，就能有体面的工作和收入。她找到了宽容，“我在上海见过最丑和最美的人，他们都在这里过得很 好。”她感受不到传说中的上海人的排外，“我们公司里，管理层和办公室里绝大部分都是外地人，生 产线上反而是本地人多。”这里干净，整洁，现代，时尚，这里是她家乡的反面。
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，1978年出生的Monica从没有遇到过什么大风浪。从小她的父 母就宠着她，从没有为物质发愁过，工作了也几乎从不关心钱够不够花。在生命的前25年里，她只关心爱情，友情和亲情。“房子，车子，这些物质上的条件总觉 得是顺理成章的。”她回忆说。
随着年纪增大，Monica自己的“顺理成章”都还没实现，婚姻反而“顺理成章”地成了Monica妈妈最大的心病，几段失败的感情之后，老太太看不下去了，专程为了此事从老家来到上海，帮助女儿寻找姻缘。甚至去了人民公园——这是上海的父母相亲场所。
“太高，将来会看不起我们儿子的。”Monica身高168cm。
“我们只找本科以上学历的。”Monica在西安混了四年大学中的三年。
“有没有上海户口？没有上海户口免谈。”Monica的妈妈只能摇摇头。
“越发失去年轻，美貌等资本的时候；越有了独立思想、成熟的人格，反而越清醒自己的选择目标，也就更难找到对象。”她本人倒是并不着急。
她喜欢读书，也会去参加各种活动，旅游，打羽毛球，游泳，骑马。她身边的人也都差不多，她可能更罗曼蒂克一些——在西湖旅游时，她把脚放进西湖清澈的湖水 里，然后就这么躺在湖边；下大雨的时候，她会冲进雨里把自己淋湿。“周围的人，甚至当时的男朋友都不能接受，认为我是疯子”。她们后来分手了。
无论就全国还是上海的范围来说，Monica的收入都绝对在中位数以上。直到两年以前的感情失败，她才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，买房自然是望洋兴叹，生活条件再要有所改善也很难。“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外表光鲜亮丽”。这句话，她重复了好几遍。
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调查，但如果把全中国所有人按照收入排名，除了前20%的人以外，全国的 人都有着和她一样的忧虑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他们穿着不一样衣服，出入不一样的餐馆。Monica甚至羡慕老家的农民，他们有自己的土地，住在自己盖的房子 里，守着庄稼和家人——尽管她的月收入是这些农民的好几倍。
延安路高架两边鳞次栉比的写字楼里，到底有多少人和Monica一样呢？上海这座光鲜亮丽的 城市早就将自己掏空给外地人了，但除了少数的幸运儿，大部分人只能参与这场盛大的party，没有心情，也没有能力坐下来享受，他们只能眼巴巴地望着节节 攀升的物价和房价，跌宕起伏的股价。专家和官员们告诉Monica，期待每个人都买得起房子是不合理的。
30岁了，Monica对上海的归属感越来越少——她喜欢这儿，但她不觉得自己属于这儿。她把原因归咎于自己的性格，她从没有太努力地去争取任何事情，也 因此只得到了仅够维持生活的现状。现在，她越来越不满足于在上海的生活，期待改变——父母的 年纪大了，独生子女的她是否应该承担起“反哺”的责任？工作越来越缺乏挑战性，每天机械地重复着烂熟于心的流程，她要不要放弃这些“没有意义”的工作，去 教书？去当志愿者？现在，她还没有答案。
Monica读书的时候并不是个好孩子，也从不关心政治，但现在她试着去理解，到底是什么原 因让她“顺理成章”的想法成为泡影。她开始阅读网上的各种意见。去年，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这和利益的考量无关，在一家合资公司，党员并没有什么现实利 益。她的朋友问她说：“你觉得你真的了解他们吗？”Monica说，“我觉得我理解”。
她的思想小结没有通过，直到现在，她还只是“入党积极分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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